本期文艺家:王先霈,男,华中师范大学教授,1939年7月生于江西九江,1956年毕业于九江二中,
1960年毕业于华中师范学院中文系。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文学批评学研究中心主任及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总编辑。曾兼任湖北省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湖北省出版工作者协会副会长、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中外文学理论学会副会长、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文学课题组主要成员。著作曾获国家教委首届人文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1996)、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1993)、湖北省社科著作一等奖(2007),曾获全国教育系统劳动模范称号(1993)、首届香港柏宁顿(中国)教育基金会孺子牛金球奖(1995)。主编的文艺学教材获国家级教材一等奖(2002),主持的文艺学课程被评为教育部首届精品课程(2003)。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1992)。
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学基本理论、文学批评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和文学心理学。著作主要有《小说技巧探赏》(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文学评论教程》 (与范明华合著,华中工学院出版社,1986)、《明清小说理论批评史》(与周伟民合著,花城出版社,1988)、《文学心理学概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8)、《圆形批评论》(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圆形批评与圆形思维》(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建设“圆形”的文学批评》(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中国文化与中国艺术心理思想》(湖北教育出版社,2006)、《中国古代诗学十五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文学理论学科地图》(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等。主编“文艺学系列教材”(三种,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魏天无:王老师您好!您正在编选个人文集,能否结合文集的编选,谈谈您是如何开始治学的?周泉教授在文章中说您是40岁才开始做学问,是这样吗?
王先霈:我的中学教育、中学以前的教育,不光是正常,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大学教育是不太正规的。我是1956年进校,到1957年就“反右”,以后就完全不正常了。到了大学三年级就去跟老先生、老教授一起去编教材。一个本科三年级的学生懂什么?去编教材,是非常可笑的。但那时是很认真地去做的。那时我们年轻,是精力最好的时候,还不是说做不做学问,而是被引到错误的方向上,去做一些很浮躁的事情。精力最好、思想最活跃的时期,实际上也是一个迷误的时期。周泉在文章里说我是1979年40岁以后才开始做学问,这个话也对也不对。原来不做吗?也做,但做的是错误的,也写了一些文章,一些“批判”文章。到40岁以后才重新开始。
魏天无:我读过您写的《大转折时期一次学术旅行》,文中回忆了那个时期您和几位老师为研究马列文论而游历全国、遍访名家。当时怎么会想到研究马列文论?
王先霈:1977年以后,形势允许了,就想到做一点学问了。那个时候倒是处在一个比较有利的地位。什么有利地位?我们在华师京山分院。京山分院当时可以说是穷乡僻壤,基本上没什么学术条件,但是也就没什么太多的干扰。领导都非常好,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当时去研究马列文论,确实是我想出来的。那时还不到40岁,正是精力最旺盛的时候。那个时候只能想你能干什么,就是说环境允许你干什么。研究马列文论,总不能够说不好吧,领导肯定会大力支持。院领导给了我们800块钱,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我、周伟民、周乐群,我们三个人,走了大半个中国,最后加在一起大概花了将近2000块钱。三个人从武汉出发,到郑州、西安、保定、天津,到北京、沈阳、大连、烟台、济南、曲阜。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冯至先生带着全所30多位老师接待我们,中央编译局陆梅林先生接待我们。一路走过来的,别人都很奇怪,因为别的地方还在搞运动。最突出的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找程代熙老师,他是很早就研究马列文论的。他还在“学习班”,行动受限制。我们找了人文社外国文学编辑部孙绳武、蒋路两位先生。两位老先生好极了,就请示军宣队,得到批准。在这样的气氛中,我们到什么地方去,人家都觉得非常奇怪:还有人跟我们来谈学问,这什么时候啊?在社科院外文所,我们三个人去了,连个凳子都找不到。董衡巽先生,研究美国文学的专家,我记得他蹲在那里,就在外文所办公室的走廊里生煤炉子。
在那样的气氛中,只能是根据当时能干什么来安排自己的研究。我们想研究马列文论,而且也觉得确实有些问题很有研究的必要。走之前,花了一个多月时间,把当时能找到的论文,研究马列文论的文章,编了一个索引,然后拟了马列文论教学和研究中的问题、疑难困惑的问题,去向各地老师们请教。
文章来源:《大学教育》 网址: http://www.dxjyzz.cn/qikandaodu/2020/0916/86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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