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大学普及，我国可谓是大跃进式的做法，与之相比，新加坡在教育上的做法就让我们匪夷所思了，这么一个小国，至今没有普及大学教育。如果要举办一个人口学历最低的亚洲大城市排行榜的话，不算那些落后地区，仅仅以发达的现代都市而言，新加坡，这个被称为“花园城市”的发达国家，不但上榜而且肯定拿第一，因为这个国家拥有大学文凭的人数实在少得惊人。

在这里，每5个中学生只有1个能进入大学继续学习，大学生占应届生人数的比例长期低于20%，2000年前政府大学也只有两所:新加坡国立大学和南洋理工大学。进入二十一世纪后，新加坡才有了第三所大学:新加坡管理大学，但适龄新加坡学生当中仍旧只有21%能够上大学。东京、首尔、台北等大城市的大学生比例都远高于新加坡。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世界上还会有政府不希望提高自己国度的大学生比例，一贯特立独行的新加坡就是如此，至少他们希望大学生比例提高得不要那么快。有一点也许可以从侧面反映这一点，除了三所公立大学外，被政府承认的私立大学只有1-2所，且规模很小。

目前，新加坡有170多所小学，150余所中学，却只有20余所初级学院(大学预科)，三所大学和五所理工学院(大专)。小学6年后，在中学读4年(成绩不佳可以继续读第5年)，然后进行分流，较少人进入初级学院，大部分人进入理工学院(大专)，成绩实在不佳的则进入工艺学院(大约相当于中国的职高)，学习实用的技能。从中小学到初级学院再到大学，这是一个明显的金字塔结构，过去的几十年里，这种精英主义的人才分流制度甚至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了，最近几年虽然名义上取消了“小四分流”，但是竞争激烈的程度可想而知。

这个政策很残酷，小孩从小学四年级就开始上考场拼命了。可能一些深为中国特色而自豪的人会说了，既然竞争这么激烈，那为什么不多办几所大学?或者干脆向我们中国学习，进行教育大跃进大学来个大规模扩招呢?可是新加坡就是不这样干，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样的情况还要从李光耀说起。

李光耀是一个举世闻名的实用主义者。他说:“我未接受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人的指导，我只对在现实中行得通的事情感兴趣”。他关心的是解决人们实实在在的问题:工作挣钱、衣食住行、 生儿育女。他既看不上空头理论家也不屑于取悦大众，只是固执己见，坚持去做为自以为对的事情。他一直强调要保持现实、务实的头脑，不要被理论束缚和限制住。

李光耀赞同追求自由公平社会的理想，但从来不认为人在智识上是平等的。相反，他相信人天然地就有天才、普通人和傻瓜之分。而且他相信正是那些接近天才的人和在普通水平之上的人最终决定了未来的事情。李光耀非常相信基因决定论是众所周知的，甚至认为新加坡人的基因不够优秀。这个信念是他精英治国论的来源，当然他也非常看重教育能给人带来的改变。他认为国家的竞争首先取决于有高效运作的制度和领导团队，正如他自己和新加坡的成功所示范的那样。

正是如此，新加坡承认人有不同的智商，因而有不同的潜能。他们把最好的教育资源留给那些智能高的学生;把一般的资源给一般的学生。反过来，也绝不要求所有的人在学习上都达到一个水准。比如，他们中学的外语教学，就和我们的不同，对于跟不上的学生，他们准备了一个“B”级课程，允许他们选修比较低级的内容。这种教育方法才是真正的因材施教，而在我们中国，不管学生是什么资质，一律学难度一样的课程，强迫乌龟和兔子赛跑。

新加坡承认精英是要天分的，所以，他们不鼓励每个人都做社会精英。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在新加坡社会生活的人们，人人都心平气和，没有那么多莫名其妙的怨气。基于这种认识，新加坡每年只是选拔很小比例的学生精英由政府资助出国留学，这些学生回国后，无论是进入政府机关，还是个人创业，都会获得政府的扶持。他们宁可全额资助那些精英出国留学，也全额资助世界上的其他国家的优秀学生到新加坡留学，但是，却没有提出普及大学教育这种大而化之的口号。

其实，较少的大学对新加坡有着许多积极的意义。最显著的一点就是降低了国家的教育成本。就目前的情况看，有21%的新加坡学生能够上大学，不算各类奖学金，新加坡政府补贴了将近80%的大学学费。如果有一半或者更多的人都进入大学，国家的培养费用将是天文数字，其结果很可能是学校降低在每个学生身上投入的成本，资源分散，单个学生能够分享到的师资将减少。这将违背新加坡“精英教育”的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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